报告显示 ：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当前 ，国内对于算法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框架都是清晰的 ，而分级分类精准治理 的模式应当可以解决如何落实 的问题 。”在日前举办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 ，谈及算法治理 的现状，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正表示，算法分级分类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要针对不同风险场景配备不同监管规则 。

　　论坛由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主办。其间 ，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平台经济反垄断观察报告》。

　　记者了解到 ，《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2022）》，梳理了国内外的多项法规，结合热点事件及应用场景呈现了算法治理现状 ，并发布千份算法治理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算法公开和算法治理的了解程度和基本态度 ，最后基于多方调查分析，给出了当前算法趋势观察以及未来治理方向建议 。

　　报告发现，目前国内算法治理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 ，企业的算法公开主要依靠官方 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或在舆情事件发生之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承认算法让自己的使用体验更好 ，但仅一成受访者认为企业算法公开做得很好，逾六成 的受访者称曾遭遇“大数据杀熟”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

　　“在数据、算法方面治理政策进展显著，在平台与应用方面的政策和落地尚需加紧。”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认为 ，目前人工智能伦理有三个相当紧迫 的问题需要被正视 ：首先 ，人工智能应当被适度使用；其次 ，目前人工智能服务知情同意落地艰难 ，被迫知情同意普遍存在；最后 ，目前用户数据 的授权撤销在人工智能服务中存在巨大挑战 ，需要监管和更高层 的网络服务提供方联合提出更合理的政策与解决方案 。

　　针对日前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示 ，从算法治理角度来说，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之前 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思路有所不同 ，前者采用了一种“三位一体由 的数据与技术规范。

　　具体来讲 ，由于深度合成技术 的门槛较高 ，技术支持者也被纳入了监管范围内。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提供智能对话 、合成人声 、人脸生成 、沉浸式拟真场景等服务，应当进行显著标识 ，这就将更重 的责任落在了服务提供者身上。

　　中国社科院科技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提到 ，算法治理需要构建可信任的算法认知 ，而这需要产业和消费者 的共同努力：产业要努力提升算法精准性 、透明度，减少偏见 ，减少歧视 ；消费者则需要提高数字素养 ，提升算法意识，加强在人机互动中自主性、控制感和协同意识 。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 ：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 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增强消费能力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 ，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 ，尤其 是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 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 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

　　第一 ，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 的支持力度 ，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 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 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 的主要原因 。最近发布 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 、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 ，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 。从目前看 ，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 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 的约束 。不妨采取“放水养鱼” 的方式来改进 ，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 ：一 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 ，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 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 ，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 的体量 。三 是实现普惠制 ，考虑到地方财政 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

　　第二 ，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在当前权益类资产 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 ，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 。完善股票发行 、信息披露等制度 ，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 、资本等要素使用权 、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

　　第三 ，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 ，改善居民部门内部 的收入结构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 ，高收入群体 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 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 ，差距非常大 ，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 ，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在防疫政策优化 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 的现状 ，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 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 。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 的贡献仍在40%左右 ，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 的两倍 ，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的目标 ，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 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 ，资本形成对GDP 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