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威胁
当过去我们讲安全 的时候,往往总 是把安全技术化、产品化 。而在数字时代中,所有的攻击都是未知的 ,攻防双方 的博弈已经从技术 的攻防对抗,变成了看见与看不见 的对抗。360政企安全集团高级副总裁高瀚昭对此表示,面对数字安全威胁 的升级 ,如何及时“看见”威胁成为业界最大 的挑战。
互联互通
面对越来越趋于专业化 、规模化的黑客组织攻击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一项颠覆性技术或一款产品可以单凭一己之力、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因此 ,针对全行业 的数字安全建设,中国农业银行科技与产品管理局信息安全与风险管理处处长何启翱提出 ,“拆墙”是大势所趋,只有打破各自为战,实现协同联防,才能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
有法可依
近年来 ,我国陆续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为数字安全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家信息中心国信卫士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叶红表示 ,面对关键行业和新技术、新场景频发 的安全威胁事件,持续深化安全举措,让数字安全有法可依 ,已经成为全球各国高度聚焦的共性课题。
扶助中小微
中小微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毛细血管” ,直接关系到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成败。然而 ,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却面临着掉队的危险 。对此,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许玉娜指出,扶助中小微企业构建数字安全能力的机制 ,建立起完善 的数字产业支撑 ,才能为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创新求变
创新是应对未来数字风险、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但在创新方向 的选择上,数世咨询创始人李少鹏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数字安全的创新方向需要基于业务求变 ,考虑的源点应聚焦为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哪怕只是专注于相对独立 的局部战场,也可能挖掘出颠覆未来发展 的机遇 。
战场“炬目”
数字时代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大量设备入网、业务和数据上云 ,终端作为数字化的基础节点,扮演 的角色至关重要。360集团副总裁 、政企安全集团首席科学家潘剑锋认为 ,为更好 的应对网络攻击问题 ,终端安全必须具备看见威胁 的“炬目”,第一时间“看见”威胁是打造数字安全屏障的首要条件 。
千亿蓝海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明了数字化发展八大重点领域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 。这为中国安全市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IDC中国副总裁兼首席分析师武连峰据研究预测 ,数字安全的未来市场也将因此开启千亿蓝海 ,成为激活数字经济 的关键增量。
数字化基座
数字时代 ,网络安全已不再是以前 的信息、网络、系统本身 的安全 ,更 是国家安全 、社会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安全、人身安全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安全 。因此,赛迪顾问高级业务总监高丹表示 ,网络安全需要完成向数字安全的演变,等同于数字化 的“基石底座” 。
数字安全的发展大潮中永远不缺风口与时机 ,ISC基于十年的积淀 ,不断为行业 的发展点亮“灯塔” ,助力更多企业抓住每个可以起飞 的风口。 7月30日-8月2日,ISC 2022即将启幕 ,万人同频共话数字安全,为数字文明保驾护航。更多详情可关注N世界-ISC大陆(isc.n.cn),精彩不容错过 !(文案:李政葳 制作 :董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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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 ,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 ,占全国人口 的14.2% ,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 的指标 。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 、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 的丰富经验 ,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 、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
专家们表示 ,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 ,而 是巨大 的社会资源 。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 ,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 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 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 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 ,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 。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 ,比单纯 的人口数量更重要 。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 。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 ,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 的持续发展构成大 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 的过程?
贝斯图 :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 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 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 ,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 ,这种人力资本 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 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 ,而不仅仅 是创造和要求更多 的人口资源 。
让年轻人生孩子 ,什么才 是他们最想要的 ?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 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 :从产假 、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 ,从津贴 、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 。从大家的经验观察 ,年轻人想要 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 是男性 ,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 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 ,居家办公 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 是2021年 ,结婚率上升了 。如果远程办公 、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 的条件 。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 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 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 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 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 ,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 的 。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 ,提供更好 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 ,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 ,不如说 是社会其他问题 的表征 。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 、伴侣的父母 ,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 ,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 ,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 的担子。
资料图 :一些孩子在家人 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 。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 的负担 ,而 是巨大 的社会资源 。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 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
林玲子 :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 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 ,这就意味着 ,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 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 ,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 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 是促进就业 ,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 :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 ,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 ,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 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 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 :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 的负担时 ,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 的实际含义 。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 , 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 、60 、70年前 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 、面临的机遇 ,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 ,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 。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 的整体结构 ,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 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
资料图 :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 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 ,“延迟退休” 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 的话题 ,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 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
贝斯图:在英国 ,退休和养老金之间 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 ,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 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 的正当理由 。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 ,领取养老金 的年龄仍然 是固定 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 ,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 。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 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 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 ,获得 的养老金会更多 。
至于退休年龄 ,必须让它变得灵活 ,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 。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 ,从20多岁到50岁 ,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 ,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 ,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 。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 ,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 的设定 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 的关键 。(完)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 :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