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融合 、双向互动 ：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 ：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 ，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 ，出现了不少新变化 ，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 ，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 。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 的 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 ，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 ；“双向互动”指 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 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 ，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 ，其标志 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 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 ，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 ，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 的学术圈 ，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 的学科 。19世纪末于 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 ：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 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 、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

　　也正是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 、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的挑战和洗礼 ，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 的过程 。这一“社会科学化” 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 的 、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 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 的方法，对历史演变 的过程做更为宏观 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 ，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 、军事史为主 ，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 的描述 ，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 ，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 ，英国有亨利·巴克尔 ，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 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 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 的演变做广博 的综合解释 。换言之 ，他们不满足只 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 ，就一个重要人物 的某个或几个事件 ，讲述一个故事 。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 ：政治史 、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 的志向 。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 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 ，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 ，如经济史 、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 。若以美国为例 ，“新史学”所倡导 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 ，而大西洋彼岸 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 ，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 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 的热潮。此时 的法国史坛 ，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 ，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 、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 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 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 的对象 。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 ，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 。在兰克学派 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 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 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 ，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 ，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 的实践 。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 ，为其写史，这些尝试 ，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 ，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 ，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 。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 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 ，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 的一个范例 ，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 的开创之作 。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 的变化 ，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 。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 ，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 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 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 的形成》，无疑探讨 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 的大问题 ，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 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 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 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 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 ，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 的跨学科特点， 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 、思想等诸方面 。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 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 ：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 ，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 ，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 的男性史 的新研究 ，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 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 、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 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 ，从之前 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 ，打破了两者之间 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 。身体史 、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 ，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 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 ，比如情感史的研究 ，必然包含身体 的层面 ，因为情感 的表达 ，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 。在开展情感史研究 的同时 ，也有学者从事相关 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 的研究密不可分 ，几乎就 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 的多元化和跨学科 ，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 的例子就是环境史 、气候史 、动物史 、“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 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 。同时，这些流派之间 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 。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 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 的交互演进” ，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 ，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 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 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 的程度了 。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 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 ，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 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 ，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 的局面 。如上所述 ，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 的深化和历史研究 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 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 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 、枯燥无味 。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 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 的情形 ，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 ，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 ，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 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 。上面提到 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 的《蒙塔尤》 ，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 的名家彼得·伯克 ，著述不辍 ，文笔清新 ，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 的意图 。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 的出现 ，并非史学工作者 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 ，而 是有着双方 的沟通和交流 。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 ，当下历史知识 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 。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 ，便是显例 。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 ，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 。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 的概念 ，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 的框架中 ，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 的《记忆之场》 的大型项目 ，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 ，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 ，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 的认知 ，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 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 的开展，则 是历史学“双向互动” 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 。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 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 的密切交流 。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 ，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 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 ：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现阶段 ，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 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 ，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 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 ，主要特征 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 ，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 ，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 。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 ，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 ，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 ；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 ，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 ；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 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 的生产供给 。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 ，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度低 ，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 、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 的表现在 ：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 。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 。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 ，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 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 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 ，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 ，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 ；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 ，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 。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 ，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 ，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 ，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 。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黑龙江 、吉林 、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 ，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 ，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 。尤其 是进入21世纪后 ，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 ，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 ，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 ，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 的稳固 ，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 ，明晰政策目标 ，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 ，加大补偿力度 ，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 、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 ，需坚持一体设计 、统筹协调 、综合推进 ，确保政令一致 ，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 的原则 ，确立明晰 的政策目标和时限 ，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 ，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 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 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 ，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 的补偿责任 。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 ，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 ，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 。同时 ，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 的地区 ，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 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的同时 ，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 ，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 ，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 。三 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